印度知识分子的风骨
作者 | 袁南生
我来印度工作后，多同三种人打交道，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界人士，三是知识分子。我感到，中印两国这些人员中，相比之下，区别最大的是知识分子。
固守自己的独立人格
2002年9月7日，我到印度工作刚好一个月时，应邀出席印度商人商会成立94周年庆典，庆典上有两位主宾讲话，一位是代表印度中央政府专程从新德里赶到孟买与会的印度公司事务部长，另一位是《印度时报》的一位著名编辑。两人在讲话中都多次提到中国。
那位部长说，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快？这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印度则是一盘散沙。接下来是编辑发言，这位编辑一开口就明确声明不同意部长阁下的观点，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
主宾讲完后，主持庆典的印度商人商会秘书长莫格利说，今天的主宾发言是印度民主的典范，我们很高兴新任中国总领事出席了我们的庆典，我们为他的国家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
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不是公开唱反调吗？一个报纸编辑居然敢于在正式的场合公开发表同中央部长不同的意见，敢于公开批评上面的政策是错误的，这是我从未经历也是不可能料到的事情，因而，说我当时深感震惊一点也不过分。
后来，这样的情况又碰到数次。我为此专门请教过印度朋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有什么奇怪吗？难道可以把你认为是红的东西说成白的吗？他们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坚持操守，不说违心话。
使我感受最深刻的当然是我经常接触的一批印度知识分子朋友，他们都有着不见风使舵、不昧良心、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可贵人格。
印度最著名的外科大夫之一马昌德博士，中印建交50多年来，不管两国风云多么变幻，不管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人如何议论，始终免费为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及其家属看病，即使深更半夜，即使已70多岁了也随叫随到。
曾留学海外的老科米卡先生，冒极大的风险，为中国驻孟买中资机构提供帮助。当驻孟买一家中资机构因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不得不紧急关闭、人员紧急回国时，一些重要的资产资料委托老科米卡保管，30年后，当中国总领事馆在孟买复馆时，这些资产资料完璧归赵，一份不少地交回中方。
当一些人因老科米卡坚持中印友好而讥讽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时，他泰然处之。当我向他表示敬意时，他幽默地笑着说：给中国朋友帮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有这么容易吗？
印度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重在多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有谁为了考上研究生需要事先向导师进行感情投资，也没有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
顺便说及，在印度市场上，基本上没有盗版书，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
乐于行善，同情和帮助弱者
印度知识分子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纯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有两位代表，第一位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第二位是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与此同时，还有两位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宗教般献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和德兰修女。至于和白求恩大夫齐名的国际主义者、印度年轻的知识分子柯棣华大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往中国帮助抗战，为中国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更为中印两国人民所知晓和称道。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
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常常亲身感受到这种精神。
来印度后不久，我专门到柯棣华大夫的妹妹家看望她们。柯有三个妹妹住在孟买，三个妹妹住在一块儿。柯三妹曾在联合国工作，和五妹一起终生未婚。柯家是婆罗门出身，柯大妹和柯五妹是医生，作为医生世家，作为最高种姓，她们本有条件可以生活得更富裕、更舒适，但是，她们一生常常为病人义务看病，不取报酬。
住在一起相依为命的这三个姐妹，一生的事业都在行善积德，如今她们已风烛残年，家里除了一台旧的小电视，其他一切都与现代化无缘。由于家中没请保姆，身为大夫的70多岁的柯五妹，每天还负责三姐妹的饮食和其他家务。然而，她们为她们的哥哥60多年前牺牲在中国而自豪，为她们一生为病人和穷人服务而无悔。
现在，柯棣华大夫家亲戚、后人中至少有40人以行医为生，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诊所，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诊所里救死扶伤，另一方面定期到大医院义务为病人看病，不收分文。
作为体现印度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精神的代表，我从未听说哪个印度人说他们“傻”，相反，他们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顺便说及，柯棣华大夫家族中的许多医生和马昌德大夫曾分别告诉我：在印度，任何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医生，或者是自己开有私人诊所的医生，每个礼拜都必须至少拿出一天时间，到公立医院免费为病人看病。
在印度，一些知识分子还带头发起不买洋车、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
印度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口头上为贫者、弱者呼号呐喊，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贫者、弱者办实事。
在印度，除电影、马戏外，对观众来说，观看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参观画展和其他公立博物馆也是免费的，许多艺术家经常深入到农村演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艺术家为大众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的高尚情操。
科学家经常免费举行科技讲座，科技馆免费开放。至于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这更是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们常常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
印度火箭之父 阿卜杜勒卡拉姆
我对面的邻居潘特先生是孟买大学教授，他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他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十年待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很多人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方式完全隔绝的另一种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求助的农民。
我常常思索：印度知识分子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
印度友人告诉我，这是甘地精神和印度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
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着神和偶像般的影响，他的爱国情怀、恻隐之心、自我节制和奉献精神，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特别是他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知识分子。
甘地的榜样发扬光大了印度传统宗教文化，这种文化主张与世无争，独善其身，吃苦修行，贬斥享乐，突出奉献，这使得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一些人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应该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不求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之一。
甘坐冷板凳
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正高”、“副高”衔满天飞，来印度后，同许多知识分子打交道，却发现他们的名片上只标明是否是“博士”、“教授”，从未发现有人在名片上标明是否是“博士生导师”，是否是某种重大荣誉获得者，除了博士和教授，也从未见过其他专业技术头衔。
印度博士和教授们的形象有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洋”的一面，更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装，脚踏传统凉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为常见。这种“土”，并不表明他们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恰恰相反，印度知识分子许多曾留学海外名牌大学，能说好几种语言，同国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印度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对国际学术标准和交流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比较熟悉，与印度学者交谈，很容易感觉到他有国际学者的风度，他们的一身“土气”，只是表明了他们更注重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不刻意在外表上与大家有什么不同。
印度知识分子对工作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没有浮躁之风，让他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不会挑肥拣瘦，只要工作需要，他会不厌其烦、不嫌枯燥，一如继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
深圳华为集团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华为印度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软件技术专家，这些人工作都认真负责，相互协作，严格按程序办事，从不自以为是。
我多次陪同国内代表团到该所访问，每次访问，都能加深我的这一印象。华为研究所所长袁子文介绍说，如果你让印度软件专家干什么事，他会把你的要求形成文字，请你确认，然后开始工作，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后，又会请你对已完成的阶段性工作成果和下一步的具体要求予以确认，然后又接着干，如此循环反复，直至完成整个课题。
美国的英特尔公司等上百家软件企业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机构，印度自身的软件开发机构也急剧膨胀，在班加罗尔和印度其他地方对软件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但在华为研究所工作的印度软件技术专家队伍却极少发生跳槽现象，尽管华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不比其他同类研究所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这说明了印度知识分子更多地是重工作环境，重事业成败，而不是把待遇放在第一位。
印度高校和科研单位是做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衙门。
在孟买大学、班加罗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里，没有一栋一栋的办公楼，也没有厅级、处级官员之类的概念，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的知识分子，基本选择不是升官发财，因而很少有人去投机钻营或傍大款，也没有哪个高校为了创收去办什么研究生班，而是认认真真教书育人，老老实实做学问。
只要你对印度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们脱尘出俗、淡薄名利的境界和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坐得下来的本事。仿佛他们是社会中的另类，对金钱地位、吃喝玩乐的诱惑难得动心。正因为他们冷板凳坐得住，印度才能在一些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某些基础科学领域中占有领先地位。
2002年年底，印度塔塔科学院在孟买举行世界数学大会，中山大学数学系主任、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等应邀与会。
这两位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当时对我说：“印度数学家提交的论文水平之高确实出乎意料之外，中国数学家目前很难写出来。”“什么原因呢？”我请教他们。他们的回答是：中国学术界现在有一种浮躁的风气，静不下心来，为了评职称、得奖项或获得研究基金，有一点点成果就忙不迭宣传上报，加之，不少优秀的人才不愿搞基础研究。相比之下，印度知识分子甘坐冷板凳，一个课题研究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也心甘情愿，自然比较容易出成果。
当我撰写此文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熟悉的一个个印度知识分子的面容，我情不自禁地将中印两国的知识分子做一番比较。
我想说，虽然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0亿人口中约5亿是文盲，在许多方面我国显然领先于印度，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科研经费、科技人才数量、科学著作、科研成果等指标来衡量的话，目前印度的科技发展水平已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
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统计，仅10年时间，印度软件业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了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雄踞世界第二的软件大国。
近几年，印度软件业的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同时，印度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软件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印度人把软件业做成了一个大品牌。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最新《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两年从13位下降至25位，而印度的科技竞争力一直排在我国前面。
印度出版的科技著作占世界第8位，有18种科技杂志被收入国际权威科学情报刊物《最新刊物目录》。印度科技人员在国际科学期刊和国际科技会议发表的论文数量领先于我国，特别是1995年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当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表论文的总和！
当然，我们不能说，印度这些成就的取得仅仅是因为印度知识分子乐于奉献，甘坐冷板凳，但是，如果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乐于奉献的人越多，甘坐冷板凳的越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肯定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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